“大卫巡抚山东地方兼提督军务周檄告山东文武官吏军民人等悉知：本抚身为汉人，沐明朝厚恩，时天下板荡，满人乘我内虚窃居神器，变我中国冠裳，辱我华夏百姓，残暴无道，奸邪高张，吏酷官贪，苛政横征，以至山惨水悲，妇号子泣，仅我山东一地，亡于暴政者不知几何！每念及此，泪干有血，心痛无声，竟莫可奈何！幸有圣人起于西方，伐暴救民，鼎立大卫。莲仁心，兼济天下，许蒙汉满回各族各留衣冠，澄清吏治，大兴农耕，减税通商，轻瑶薄役，礼教重兴华夏，孔孟复归中国。人心所向，踊跃风雷，故义旗一举，响应万方。予虽一介腐儒，亦不甘人后，遂投圣主，甘受驱驰。兵行齐鲁之地，雪天下汉人之愤，望风归顺者草木不损、鸡犬无惊，背顺从逆者老稚不留、男女皆诛，若有义士揭杆而起以迎王师，朝廷无靳高爵厚封。各府官吏军民宜遵告戒，毋致血染刀头，本抚幸甚，天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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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由大卫国山东巡抚周有德写的招抚山东的檄文很快传遍山东六府，济南府历城县的布政使司衙门内，山东左政使施天裔愁眉苦脸地望着右布政使于朋举、按察使方大猷、济南知府蒋焜，许久方开口：“诸公可曾见过周抚院此文，他可是入了汉军镶红旗的，没想到竟也降了卫。如今朱督宪殉国、周抚院降卫、杨少保不战而逃，山东阖省已无兵可守，如之奈何？”表面上是在问计，实际上却是想试探众人的态度。

这位方伯是巡抚周有德好友，两人互相配合，将山东治理得井井有条。五十岁的年龄，命运多舛，从小母亲早亡，寄养在外祖家，长大始归，却又遭逢明末乱世，被清军掳去关外。途中生病被丢弃，幸得一个叫周曰宣的好心人收留，随改周姓。后参加清朝科举，一步步做到了山东左布政使的高位，任上廉正而有才干。因为少年时见识过清军的残暴，又与周有德交好，最重要的是目前战局对卫军极有利，心中倾向归顺。然而此等大事，一人说了不算，总得听听众人的意见。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吾等身为山东官员，守土有责。没什么好说的，唯战而已”，右布政使于朋举坚定地表态。在座之人中，唯有他在福建任参议时与郑成功的军队交过手，算是经过战阵的，血气最勇。

听了于朋举的话，施天裔有些迟疑，降卫很容易，可若卫国没得天下将来自己可就成了罪臣，沉吟片刻后问按察使方大猷：“欧余（方大猷字）以为如何？”

方大猷本是明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为人最爱书画，舞文弄墨可以，兵戈之事欠缺，何况本就是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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