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只是试一试水，如果真正开足了运力执行，那么后续每年运来的粮食应该在五百万石以上——五百万石以上，这已经不是任何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了。不要说什么仓库的问题，就算真的从寸土寸金的京城挤出地修了仓库，彼时尚且原始的防腐技术也没办法储备这么大数量的粮食。只要存上几年，京城的仓库也必定会腐朽生虫。

而从风向上来看，到时候臭气漫天飘洒，第一个就要往皇宫和内阁里灌——西苑风水好，特别的聚气嘛。

到了这个地步，朝廷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在臭气的威胁下官僚们的办事速度变得相当之迅速。当年秋季，内阁就拟定了漕运改革的大纲，大幅度削减了北方各省上交京师的粮食定额，将漕粮缩为一百万石每年（到第二年削减为了五十万石），并根据海运的状况做了布置。东南亚稻米一年三熟，所以海运一年运输三次，内阁会根据存粮做调整，实时决定下一年漕运数量，即著名的“海漕兼用”原则。

这个改革的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漕运的开销相当之惊人，为了运输每年四百五十万石漕粮，沿途的消耗便在一千六百万石左右，每往京师输送一石米，成本便在四石米以上。所以，仅仅是削减漕粮这一项措施，便为江南节省下了上千万石的粮米，至于沿途所减少的骚扰、摊派、勒索，更是无计其数。

诏令下达后的当年，江南民气便为之一舒，时人称为“自高祖以来未曾有”——从高祖皇帝以来，南方便没有这样轻松缓和的时候。

甚而言之，连保守者担心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并没有表示出过大的反抗。当时普遍有种看法，认为漕运是“百万槽工衣食所系”，一但削减后槽工无所事事，必然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但事实证明，多余的人力并没有被浪费掉。事先开设在天津青岛济南各地的火药工厂及冶铁工厂迅速吸收了过剩的劳动力，并进一步优化了产业结构，为广袤的海外市场提供了更多、更新、更好的产品。

于是乎，一个美妙的正循环就此形成了——海外市场的粮食节省了人力，节省下的人力投入产业升级中，为海外市场供应巨量的商品，赚取更加丰富的粮食。

在伟大的循环中，皇帝得到了白银，朝廷得到了粮食，江南节省了人力，就连理论上利益受损最大的槽工，也在新的工厂里赚取了更多的工钱，享受到了更廉价、更丰富的粮米。每一个人都在获利，每一个人都在赢，大家赢麻了都。

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正旅居中国的传教士才有感而发，提出了所谓“完美改革”的理念。

彼时的欧洲正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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