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一样了。

从最开始的质疑，到忽然的惊诧，再到慢慢接受，并认真聆听他的讲话。

由此可见，下工夫调研确实能赢得专业人士的尊重。

亚瑟接着说道：“虽然从短期来看，普鲁士的这种教育体制暂时还没有收获足够亮眼的效果。三十年过去了，但是普鲁士在工业和经济方面都还不能与不列颠和法兰西相提并论。

但是我们也必须得注意到，如果纵向对比就可以发现，相较于三十年前，普鲁士的官员、政客大多受到了更高等级的教育，而他们的学者在学术领域的进步更是令人咋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洪堡的教育改革是正确的。

而洪堡在大学层面的教育改革，则主要落在了‘学术自由’和‘教育与研究相结合’两点上。相较于培养职业工人和初级办事员的中学教育，大学的培养目标不是创造社会大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也不是培养致力于某项职业的人，而是培养一个真正的‘人’。

在这一点上，哥廷根大学做的向来很好，更是当时洪堡眼中的德意志大学的标杆。在我来到德意志的这一周多时间中，我已经充分见识到了哥廷根学生的多样性。其中既有在邦联议会上提出要加强对大学控制的奥地利首相，也有在啤酒馆里反对学长决定的学弟们，还有对这一切漠不关心只喜欢遛狗的中间派代表……”

教授们听到这里，一个个都忍不住笑出了声：“我们确实很注重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具体他们会成为什么人，那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

亚瑟也笑着点头道：“在校园中维持物种的多样性绝对是有必要的，因为这说明了哥廷根大学的生态环境非常好。”

雅各布·格林打趣道：“那和伦敦大学比呢？”

亚瑟沉吟了一下，他若有所思的回答道：“虽然我不愿意这么说自己的母校，但是伦敦大学的生态环境可能有些好过头了，以致于地上都在长香蕉。”

威廉·格林笑着问道：“所以，您是打算把我们改的和伦敦大学一样吗？”

“那倒没有，我可不想让哥廷根变得猴子满地跑。”

亚瑟开玩笑道：“但是，我认为：真理是一定会被发现的，教学的任务就是让学生具备发现真理的能力，并倡导他们完成这种使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身为教育者，我们只要给他们指出方向，而不应该对学生们施加过多的束缚。我今天想要强调的是洪堡关于‘学术自由’的表述，

而‘学术自由’则包含：大学自治、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大学自治是国家应该放手给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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